团队成员：陈笑云、肖媛媛、吴雨婷
指导老师：姬德强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中国跨境贸易和对外交流正迈向新的发展。浙江义乌是中国跨境贸易和“全球集市”发展具有历史性、独特性、开拓性的主要根据地，其所拥有的中国国际义乌商贸城链接义乌与世界的商贸交流和传播往来。
本次调研立足于浙江义乌的小商品跨境贸易，通过实地调研和面向商贸城商家、各类服务商、海外采购商、官方机构等多主体的深度访谈，探究在新时期以义乌为代表的中国小商品跨境贸易传播模式的现状及发展，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该传播生态中的主体网络，着重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媒介跨境贸易的服务商体系，并思考探讨当前义乌跨境贸易传播过程中的现象与问题。
我们在8月1日至7日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首先我们在商贸城进行了实地调研，商贸城就是义乌的名片，外贸公司、外国采购商可以直接到线下挑选商品。在传统的“厂一代”眼中，不需要互联网平台等渠道，商贸城就是他们的最佳平台，提供货源、物流、翻译等全链条式一站式服务。在与商贸城商家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数字化并非义乌最经典的模式，实现了视野的补充。
但是在一些商贸城外的产业园区，电子商务也正在义乌的土地上悄悄崛起。综合型服务商和mcn机构为义乌的小商品商家提供了接入平台的可能。商贸城官方也开通了chinagoods平台，为商贸城的商家提供品牌赋能。
同时为拓展团队对义乌跨境贸易模式的思考维度和思考深度，团队联系并采访常驻义乌的复旦大学义乌研究院和官方背书的义乌跨境电子商务协会，通过与不同领域研究学者的交流和行业前沿报告等材料了解当前义乌跨境贸易和一带一路落地的历时性变革及实际情况，对义乌小商品跨境贸易及其传播生态有了更全面、多维的理解。
在调研过程中，不论是商家、外贸公司，还是官方协会、研究人员，都会感叹义乌跨境贸易发展的独特性和突出优势。在优势的面向上，义乌实际上延续了温州商人的“浙江村”模式，以商贸城为平台，通过集中采购商到商贸城的线下店铺交流贸易，有目的地建立线下沟通的渠道。这种“渠道”从早期就赋能了这些小交易者，也使得双方保持充分的沟通，不断优化自己的产品、定价、付款方式和物流等，区别于电商平台的少有进一步合作。
从调研的感受上，义乌的跨境贸易是建立在“人”上的，不同主体通过“人搭人”将货物从中国链接到海外，这种方式延续至今，实质上区别于二十一世纪对数字网络渠道的惯有印象，能为我们打开跨境贸易和国际传播的新面向。
疫情影响和数字化浪潮正在加速义乌跨境贸易和对外沟通模式的转型。疫情为义乌跨境贸易商家格局进行了大洗牌，传统大型的商家凭借自己经年积累的资源得以以传统方式屹立不倒，或也开始小规模尝试数字平台的运营和销售；不少中小型商家因未及时转变销售思路而在这其中被淘汰，但同时许多新一代的经营者或创业者则因深度使用社交网络和跨境平台而得以突出重围、做大做强。
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不同世代的人们“找货”和沟通方式的变化，正如Chinagoods的负责人告诉我们的，传统的六七十年代的采购商习惯于线下找货和面对面的沟通及采购，但是到八十年代后至今的人们，则习惯于先上网找资源看图联络，再可能来到线下，或是线上直接下单。也正是因此，数字化和平台化成为义乌跨境贸易小商品企业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心得体悟
陈笑云
这次的调研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义乌的国际化、开放包容和充满机遇。调研的意义或许就是走近真实的当下，了解正在发生的真实现状，以事实修正自己久处象牙塔的认知，更以所知所学去结合和思考正在发生的现实问题。这次的收获和感动也将指引我们在未来更加勇敢地走到实地一线，真正以实际行动和全知感受学习贯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吴雨婷
察觉到新的风口到来，就小步快跑迎上去，敢于变化，并且有很好的共享意识。在他们的描述里，从人际传播到平台发展，从技术可供到算法黑箱，他们用实践不断与学理性知识勾连互动，甚至是哺育了我们调研小分队的很多想法。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通过实地调研在我眼前铺陈开，各个要素在这个小城里静静流淌着，用贸易的方式链接了几乎所有社会性主体，并且不断蓬勃生长。
肖媛媛
在义乌调研的一周对我而言是深入实地的有趣体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号召让我们产生深入义乌的心愿，真正来到这片土地，遇见很多有趣的人，听到很多人充满激情与才智的创业故事，让我深切体会到义乌这片土地的成长性及其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