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悟思想 | 汤林峄 雷跃捷：旗帜·阵地·杠杆：恩格斯党报党刊思想及实践

传播研究院雷跃捷教授和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汤林峄副教授在《现代出版》2021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旗帜·阵地·杠杆：恩格斯党报党刊思想及实践》的文章，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和研究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党报党刊思想及实践。

 19世纪末，欧洲工人阶级运动风起云涌，无产阶级党报党刊的作用与价值得以进一步凸显。恩格斯在指导工人阶级报刊的实践中提出了“旗帜说”“阵地说”及“杠杆说”等重要的党报党刊思想。党报是无产阶级战斗的“旗帜”，在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时应该“丝毫也不放弃”；群众是党报这一“阵地”值得信赖的“靠山”；党报党刊作为“重要的党内生活杠杆”，是保证党内开展批评监督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此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与研究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党报思想及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19世纪后期，马克思（1818—1883）与恩格斯（1820—1895）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路人，依旧关心着国际共运的发展，并通过来往信件、撰写文章与面谈等方式指导革命工作中的具体事宜，特别是涉及各国党报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更是马、恩的工作重心之一。然而，19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的身体状况逐渐不佳，病情的反复及繁忙的工作，导致他不能为具体的党报建设倾注过多精力。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重担落在了恩格斯身上，他开始独立承担起指导无产阶级党报建设的工作。

恩格斯

恩格斯将目光聚焦于无产阶级党报建设，还有如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新技术促进了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新型排铸机和印刷机提高了印刷、制版的速度与效率，“1875年的轮转印刷机、1885年的整行排铸机和单字排铸机，以及1889年的直线印刷机。由于造纸成本低，这些发明意味着至少在免除报纸印刷税的国家，人们可以廉价印刷报纸。到19世纪末，报纸在制造公众舆论方面比此前更具影响力”。[1] 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欧美国家发生了剧烈变化，“新的制造工艺刺激了化工、电力和钢铁产业。随着大型公司控制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大企业’也逐渐成型”。[2] 社会形态的变革促使工人阶级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并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出现了大众社会主义党派。20世纪头10年结束时，每个西欧政府的国民议会中都有了工人阶级代表。”[3] 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党报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凝聚共识与联系彼此的重要工具，其作用与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真正成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称的“旗帜”与“阵地”。

恩格斯的党报思想与实践处于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马、恩著作中就曾出现过“机关报”一词，《莱茵报》也属于“人民报刊思想”的典范。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域出发，特别是从恩格斯党报思想的角度来看，其走向成熟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对此，我国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有所论及，相继有文章探讨了恩格斯“党报思想”与“报刊思想”的异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民族国家范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在1869年才得以成立，故马、恩早期所提出的“人民报刊”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党报，只能说早期的“人民报刊”实践为其后的无产阶级党报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外，涉及恩格斯党报思想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样是学界同仁聚焦所在。如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致信倍倍尔，就如何处理党内领导机构与党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关系作了阐释，成为最早提及“党报与领导机关关系”的文献。恩格斯的这封信是特定历史时期针对特殊事件的论述，当时《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成员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相继被捕或遭到驱逐，党内拉萨尔派开始攫取任免编辑的权利，试图改变党报方针，因此引起了恩格斯的警觉。相比于恩格斯写作这封长信的1873年，1879年显得更为特殊，这一年中刚受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秘密出版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879年10月）。创报伊始，恩格斯就为确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办报方针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细心呵护”了其发展的全过程（1879年—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报》亦不负厚望，成为德国党的斗争“阵地”及恩格斯晚年报刊生涯的高峰。1890年9月27日，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发表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一文中回忆，“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指的正是《新莱茵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指导更是恩格斯党报思想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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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由于恩格斯晚年依然在极为繁忙的革命活动与理论创作（包括《资本论》的整理出版）中度过，其党报思想散落在与伯恩施坦、倍倍尔、贝克尔等人的往来信件以及公开发表的言论之中，并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这既给人们对恩格斯党报思想进行系统整理与发掘带来了客观难度，也凸显了这项研究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19世纪后期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蓬勃发展的初始阶段，恩格斯给无产阶级党报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及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成为无产阶级党报前进航路上承前启后的思想灯塔，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思考。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党报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与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中得以进一步凸显。对恩格斯党报思想的回望可谓正当其时。由于篇幅和笔力所限，本文的主要论述以大历史为背景，着力于史料的钩沉，就恩格斯在特定环境之下的党报思想及言论进行了脉络梳理，将目光聚焦于“说了什么”与“为何而说”等问题。因此，文章的着力点放在系统梳理和完整介绍恩格斯党报思想及实践上，以期为当下的党报建设提供借鉴，也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添加资料文献。

01党报是无产阶级凝聚力量的“旗帜”

在恩格斯指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历史时期，党报成为反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有力武器。1878年，德国宰相俾斯麦即开始加紧打击社会主义者。同年5月11日与6月2日，德皇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给了俾斯麦借口，特别是德皇在第二次遇刺中身受重伤，俾斯麦打着维护公共秩序及爱国主义的旗号，在国会中对社会主义者展开了猛烈攻击。虽然事实证明，两次刺杀行动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为，但俾斯麦依然在国会多数人支持下，于10月21日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直接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者，“其（《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4]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打压并没有挡住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前进的步伐，恩格斯发表于《劳动旗帜报》的《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1881年7月23日）一文，详细回顾了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尽管两次谋刺皇帝事件掀起了一片叫嚣声，其他政党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应该由工人党负责，工人党还是赢得了10个席位。然后俾斯麦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那些被剥夺了自卫的一切合法手段的人，总有一天会采取非法手段的，没有人能指责他们。”[5] 随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坚决予以抵抗，并利用国民议会选举这一唯一的合法渠道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外，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在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和极左分子，巩固、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6] 其间，恩格斯“积极帮助”的途径中就包含指导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使之成为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并在指导过程中形成了其党报思想。

第一，党报是团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旗帜”，为追求“一般的公正”，必须拥有自己的媒体。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前夕，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一文中发表了胜利宣言：“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破产，俾斯麦已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7] 他还在文中详细阐明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义与价值，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8] 他还将《社会民主党人报》与《新莱茵报》等量齐观，《新莱茵报》诞生于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而《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样诞生于抵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一革命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9] 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了团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了“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报纸”。[10] 在恩格斯的党报思想中，“旗帜”说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1881年他提醒《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伯恩施坦：“报纸现在能够真正激励和振奋我们在德国的人，而对这些人，至少对所谓的领袖们，这有时是非常需要的。”[11] 恩格斯不但通过私人信件个别叮嘱，还曾多次公开强调这一“旗帜”的重要性，他提出由于资产阶级报刊并没有遵循他们所鼓吹的“客观报道原则”，因此想要达到“一般的公正”，还需要无产阶级自己的媒体。

第二，无产阶级必须树立起自己的“旗帜”—党报，来发出本阶级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的利益。恩格斯如此重视党报的“旗帜”作用，还在于19世纪下半叶议会制度开始成为欧洲各国主流，舆论所凸显的价值使得一场争夺话语权的战争不可避免。当时，无产阶级的崛起让资产阶级感受到了恐惧。在英国，“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12] 在德国，自由思想党和中央党议员也抛弃了他们对俾斯麦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立场，投票赞成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84年）。恩格斯就指出这种建立在反俾斯麦基础上的同盟非常脆弱，“这些先生企图用他们大学里那一套无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高高在上地教训工人；遗憾的是，很多‘领袖’助长了这一点”。[13]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领袖”一词，说明当时资产阶级的某些言论及观点，甚至渗透到无产阶级政党内部。

1879年3月17日，李卜克内西在国会发表演说时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它是一个改良党，否认“暴力”革命。1880年2月17日，他又在萨克森邦议会中说，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它就不是一个变革党。虽然李卜克内西事后向恩格斯解释这是一种“策略”，但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但是我恰恰认为，这种‘策略’是我们公开合作的障碍！”[14] 由此可见，恩格斯深知守护党报这一“旗帜”的不易，当局的迫害、资金的匮乏与“领袖”“先生们”的傲慢，都对党报提出了挑战。1879年，赫希柏格等人试图染指《社会民主党人报》，恩格斯致信贝克尔：“从《宣言》发表时起（确切些说，早在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问世时起），我们就在不断地同那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现在当它利用反社会党人法，企图重新举起自己的旗帜时，我们也不能同它一道走。”[15]

第三，在恩格斯看来，党报作为无产阶级的“旗帜”，必须属于人民群众，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才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在国外出版时得到工人们的帮助，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运进德国，并按期抵达读者手中。而其他无产阶级党报也大多遵循了这一点，进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1891年，《人民之友报》出版10周年之际，恩格斯发表了《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11月25日《人民之友报》第22号）一文，他自诩为“你们的老头”，“我知道，在奥地利的出版法和其他治安法的限制下，使《人民之友报》这样的战斗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能够维持十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至少大体上也能够想象出在这十年当中为此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你们能够不顾一切把报纸保存下来，这更加增添你们的光彩；要知道，奥地利的出版法以有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般说来没有危险性作为出发点，它的目的看来正是想通过对工人报纸的经费施加压力，来使它们不是沦于破产，就是变得驯服听话。如果说布隆的工人不顾这种财政上的压力，仍然能够在整整十年内一直出版自己的报纸，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旗帜，那么，这就是现在只有在工人中间才能看到的那种坚毅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又一证明”。[16]

02党报是无产阶级必须坚守的舆论“阵地”

1879年9月，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起草了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么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17]

首先，恩格斯在捍卫党报“阵地”的斗争中，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和顾全大局的立场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定的原则与立场。由于当时德国工人党内出现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这种错误思想一度在德国工人党的报刊上蔓延，恩格斯用“不予撰稿”作为表达态度的手段。恩格斯在给贝克尔的信中说明了暂时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撰稿势必要参加争论，但“我们完全不能参加。……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卷入同这些先生们的无休止的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成为战场，而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公开宣布退出。所有这一切只会给普鲁士人和资产者效劳，因此我们最好是避免这种情况”。[18] 但恩格斯非常明白，《社会民主党人报》依然是无产阶级必须坚守的“阵地”，“不予撰稿”仅仅是暂时的手段。1881年4月，恩格斯致信伯恩施坦：“如果说我们还没有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我们想先看看实际行动，而且我们不大相信（不如说根本不相信）某些先生们的革命性。”[19] 恩格斯虽然拒绝撰稿，但他依然鼓励贝克尔等人积极参与报纸的编辑工作，“因为我们（指他和马克思）是由于谈判过程本身被迫接受挑战，并反对赫希柏格及其一伙的。我认为，譬如像你（指贝克尔）不给这个报纸撰稿，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德国工人的通讯是该报唯一使人快慰的东西，你参加撰稿只会使报纸得到改善。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报纸，那就让它尽可能好些，而不是更坏些”。[20] 恩格斯鼓励贝克尔等编辑守住党报的“阵地”，是结合自身多年报刊活动实践得出的经验，因为“阵地”的失守将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1882年，恩格斯谈到了法国《无产者报》的危机，“显然，《无产者报》已奄奄一息；如果该报停刊，他们就没有报纸了，而对手却有两家报纸”。[21] 1884年，恩格斯致信伯恩施坦：“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只要《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我们手里，即使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在党团里取得统治地位，这还绝不是说，他们就得逞了。”[22]

其次，恩格斯还认为舆论“阵地”的争夺是一个长期过程，要警惕小资产阶级观点被“偷运”进党报。在这场争夺“阵地”的斗争中，“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因为“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因此，您（指伯恩施坦）能在真正的、没有变成‘领袖’的工人中间给自己找到的通讯员愈多，您就愈有可能对抗领袖的号叫”。[23] 恩格斯对“领袖”试图染指党报的警惕由来已久，如《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赞助人”赫希柏格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其秘书伯恩施坦回忆，赫希柏格对伯恩施坦倾向马克思主义而“感到失望”，他自身也“绝对不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他（指赫希柏格）在哲学上是形而上学者，在社会学上是伦理社会主义者”。[24] 因此，当《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报刊历史的回顾》（1879年第10号）一文时，恩格斯就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表示，“三人星座（指包括赫西伯格、伯恩施坦和卡尔·施拉姆在内的苏黎世‘三人团’）企图使他们起初在《年鉴》上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相并列。……现在，当进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表明态度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只要还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机关报就等于根本不存在”。[25]

1885年，恩格斯再次致信倍倍尔：“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不断地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些人既然进入党内，在党内到处钻营，那就应当不断地排挤他们，因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往往同无产阶级群众的观点不一致，或者他们企图歪曲这些观点。”[26] 而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自从他们意识到反社会党人法赋予他们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手中的一切立足的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27] 他在信中警告说：“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28] 信中，恩格斯还向伯恩施坦分析了坚守“阵地”的原因：“现在一切优势都在他们方面。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在分裂后在德国对我们进行诬蔑和诽谤，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能够大叫大嚷，而我们很难办到。”[29] 因此，必须“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立足的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30]

最后，党报作为党内舆论的风向标，在党内出现思想混乱时，其立场就显得至关重要，属于必须坚守的“阵地”。1884年年底，俾斯麦要求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打通洲际航线来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殖民竞争。对此，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倍倍尔等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意见提出反对；右翼“领袖”则倾向于赞成。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起初对党内右翼进行了坚决的批评与谴责。然而，随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却刊载了“多数派先生们”的声明（1885年4月2日），恩格斯因此提醒倍倍尔，“党团中的多数派先生们，从他们发表在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声明来看，他们仍然想确立自己的‘支配权’”。[31] 最终，党内地方组织坚决维护编辑部，逼迫党内右翼放弃了声明中的要求。但是，分裂的痕迹已经存在。同年6月，恩格斯再度致信倍倍尔，要求其必须守住党报这一“阵地”，“如果有人把分裂强加于我们，那也毫无办法；对此应当事先做好准备，而且依我看，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１）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２）《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３）《新时代》编辑部。这是现在我们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仅有的一些阵地，为了同党保持联系，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这些阵地也就足够了。所有其他的报刊阵地，都被小市民先生们占去了，但是它们远远抵不上我们这三个阵地。你对许多反对我们的计划最好能加以阻止，并且我认为，你得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要保证我们掌握住这三个阵地”。[32]

03党报党刊是维护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则的“党内生活杠杆”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迈入生命的最后时光，但他依然关注着党报党刊的发展。当倍倍尔的批评引起李卜克内西不快时，恩格斯告诫李卜克内西，党报编辑必须正视党内批评：“你是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维持均衡，消除争论过程中确实存在的分歧，使大家都满意，在党分裂以前一直促进党的统一。所以，倍倍尔的行为在你这个编辑看来可能是不愉快的。但是，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却应当是合乎党的领袖的愿望的东西，也就是，有一些不需要经常戴着不能摘下的编辑眼镜的人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不妨暂时摘掉玫瑰色的眼镜，用自己天生的肉眼瞧一瞧世界。”[33]

恩格斯从来不认为党内有任何人属于“超然”的存在，可以凌驾于党内批评与舆论监督之上。而党报党刊在这一点上，恰好成为“重要的党内生活杠杆”，“通过这个‘杠杆’可以调节党内生活，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全的活动。党报党刊作为杠杆的突出作用就在于它能‘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还可以阐明一些理论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党的肌体中的痈疽，使党永远保持青春和活力”。[34] 因此，恩格斯认为党报党刊应该“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认为党对党报党刊的影响可以建立在“道义”的领导之上。

189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议，赎买所有新创办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并将其改为党的正式机关刊物。为此，恩格斯致信倍倍尔：“如果你们的报刊‘国家化’走得太远，会产生很大缺点。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你们自己同时也使党对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适应得越快越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而这种刊物肯定是要出现的，不过，如果你们能使它一开始就在你们的道义影响之下问世，而不是在违背你们的意志和反对你们的情况下出现，那就更好。”[35]

其实，恩格斯对于“国有化”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1880年连载于《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就提出“国有化”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36] 从上文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可以看出，就党报党刊的“国家化”而言，恩格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并最好在“道义影响之下问世”。当然，这一观点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世纪90年代初，工人运动在欧洲各国蓬勃发展，党组织也迅速扩大，……但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各国党内都存在个人分歧意见，一些党内领导于是采取极端武断的方式，不允许批评、讨论，甚至动辄想将对方开除出党。”[37] 恩格斯相信在“道义影响之下”的“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能起到维护党内言论自由，进而增强党的凝聚力的作用。恩格斯还在上述写给倍倍尔的信中提出：“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38]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这样，党报党刊才不会在非原则性问题上，出于“避讳”而回避尖锐、敏感的话题。当然，党报党刊也不用担心批评会授人以柄，给“敌对势力”提供“弹药”。因为，无产阶级党报能够勇于自我批评，反而能给敌人以震慑。1891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谈到了自我批评的价值：“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39] 毫无疑问，恩格斯的“‘杠杆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当时对于发扬党内民主，纠正党的领导机构可能发生的错误，从体制上保证党内批评和监督的正常实现具有重要意义”。[40]

总而言之，恩格斯相信坚持正确的理论观点、捍卫党的原则才是党报党刊的核心价值。“如果报纸编辑部以后在其他方面将继续执行原来的坚决路线，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捍卫我们的理论观点，反对在德国发表的种种无稽之谈。”[41] 恩格斯谈论《社会民主党人报》时说：“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绝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2]

《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报头

04 结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之年，中国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党报党刊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与手段，亦是凝聚人心、引导舆论的平台。党报党刊的传播介质不再局限于平面媒体，而是朝着融媒体方向发展。党报党刊的功能和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发生变革。但是，党报党刊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旗帜”“阵地”与“杠杆”的属性并没有改变，党报党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43] 由此可见，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党报党刊思想与精神，在历经磨难、走向辉煌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悠悠岁月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今天的党报党刊依然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力量的“旗帜”，党报党刊将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心声结合起来，坚持“人民至上”的主体意识，使得党报党刊传播党和人民的声音更为深入人心；今天的党报党刊依然是舆论场上党的新闻工作者们必须坚守的思想舆论的前沿“阵地”，党报党刊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主流价值观方面，负有守土有责的艰巨而光荣的使命；今天的党报党刊依然是党内维护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杠杆”。党报党刊需要努力成为发扬人民民主、帮助党和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回顾和研究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党报党刊思想及实践，继承和发展恩格斯关于党报党刊思想的精神，任重道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研究”(18BXW003)和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媒介实践”（16A211）阶段性成果。

作者汤林峄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雷跃捷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里奇.现代欧洲史（卷五）·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1850-1890[M].王潇楠,王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5.

[2] 梅里曼.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下册）[M].焦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55.

[3] 梅里曼.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下册）[M].焦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75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24-4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9-410.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08-310.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35.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 9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 90-91.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 89.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88.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1:164.

[12]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M].贾士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28.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12.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9.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4.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84.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09.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76.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9-410.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59.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81.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56-257.

[24] 殷叙彝.伯恩施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94.

[2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06-407.

[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32.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7.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8.

[2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7.

[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59.

[3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1.

[3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32.

[3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13.

[34] 郑保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26-427.

[3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518.

[3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39.

[37] 郑保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98.

[3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17.

[3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5-36.

[40] 郑保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32.

[4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09.

[4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9-90.

[43]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1).